1776年，北美13個殖民地開始反英獨立斗爭的同一年，亞當?斯密發表了《國富論》。從那時起，經濟學家就一直試圖理解，是哪些因素讓一個國家的經濟更具競爭力。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，因為一個國家的繁榮，以及一國民眾物質上的舒適和滿足，依賴于經濟生產率的提升。

　　由于一天的時間只有24小時，一年只有365天，而且由于一國的資源稟賦通常不會發生巨大的變化，因此，只有每個人的生產率的提升，才能讓一個國家變得更富裕。舉例來說，一個中國的農民，如果不再在田地里勞作，而是進入生產高質量服裝的工廠，他的生產率就會大大提升。因為他不再使用傳統的、低效的工具，而是在一種高效的工廠機制中，操作新機器，與許多其他工人共事，工廠的產品最終在有需求的市場上出售。

　　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，最重要的問題是，一個國家生產率的提升，只是因為使用了更多的機器和勞動力，還是同時有別的原因。這些“別的原因”叫做“全要素生產率”（TFP），就是通過以新的、更好的方式將機器和工人結合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升。大體上說，這些新的方式來源于科技的進步。所有的發達經濟體，例如美國或日本，都主要或完全是依靠TFP的提升來實現更大程度的繁榮的，而不是靠增加工人或機器。

　　1997年以來的每年夏天，世界經濟論壇都會發布各國競爭力報告，對不同國家的經濟和商業競爭力進行排名。世界經濟論壇的“全球競爭力報告”已經變得越來越精細化，現在其隨附的數據表已經達到500多頁。對于考察各國國民財富的排名情況，以及理解繁榮是如何被創造的，這是一種細致的、成功的努力。

　　從2000年以來，中國在“全球競爭力指數”（GCI）中的排名上升速度超過任何其他國家。十年前的2002年，中國排在第47位，位于烏拉圭之后，巴拿馬之前。2012年，中國已排到第29位，低于新西蘭和文萊，高于愛爾蘭和波多黎各。在這十年里，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香港、臺灣和日本的排名都有提升，而法國、澳大利亞、南非、印度和巴西的排名顯著下降。但是在2012年，中國在GCI中的排名其實是從去年的位置下降了三位，現在的排名和2009年相同。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競爭力在2009年之后已停止上升，中國國家繁榮提升的速度將會放慢？

　　GCI結果的計算，是基于三個主要的度量標準：（1）基本的前提條件（例如基礎性設施、醫療和初等教育）；（2）能提升效率的因素（例如市場的有效化、更高水平的教育、金融市場的完善、科技條件的完備）；（3）創新和企業經營精細化因素（例如新專利的數目、科學家儲備）。前兩個度量標準，基本上對應的是勞動力和資本增加帶來的生產率提升，例如更多的工人、更多的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，以及通過銀行貸款提供更多營運資金。而第三個度量標準，即創新和科技的改善，則集中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。GCI排名最高的20個國家（以瑞士、新加坡、芬蘭、瑞典和荷蘭為首），在第三項度量標準（創新和企業經營成熟度）上都有很高的得分。這些國家都在創造出巨大的全要素生產率。

　　如果考慮一下中國在1980年的處境，很顯然，這個有著龐大的貧窮農業人口的國家，能在不到30年時間里躋身GCI排名最高的30個國家之列，達到傲視群雄的高度，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。但中國的任務并未完成。仍有數億人口需要脫離貧困，而中國眾所周知的、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的人口結構問題，讓這個任務變得更為復雜。中國必須繼續創造繁榮。當然，你可以說GCI只是一個相對的衡量標準，在我們把中國的國家繁榮程度和其他國家比較時，其他國家并不是靜止不動，而是也在不斷前進的。但是，中國在2012年的成績確實比前兩年有所遜色。下降，就是在走向錯誤的方向。

　　中國之所以能在GCI排名中達到第29位，是因為它第一項標準的得分不錯，第二項的得分則非常高。在一些衡量標準，例如飛機座位數量、鐵路基礎設施質量和初等教育入學人數上，中國的表現很好。但中國的經商環境仍然落在發達國家后面，而且在一些指標上的得分很差，例如企業承擔的總體稅率、貿易壁壘、創辦企業的難度、進口滲透等方面。中國的勞動力市場規范比較落后，金融市場發展的嚴重不足束縛了中小企業，讓它們難以獲得經營資金。不過，為了讓中國的競爭力繼續提升，最最需要中國實現巨大改變的方面，還是在科技的完善度、企業經營的精細度和創新方面。低水平的競爭優勢，本地供應商、生產流程、市場營銷和管理的低質量，都在拖中國經濟的后腿。中國在創新潛力方面的得分很高，但在科學研究質量、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儲備等方面，表現得要差得多。

　　2012年GCI報告所傳遞的訊息是，如果中國希望自身的繁榮程度繼續提升，它就必須繼續對外開放，并改革國內經濟。它不能原地踏步。2012年2月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合作發布“2030年中國發展戰略”，該報告指出了中國要繼續改善自身境況所需走的道路。這個道路并不好走，但至少它是清晰的，它包括：（1）實施基于市場的改革來增強經濟活力；（2）加速創新；（3）走向“綠色經濟”；（4）為所有中國公民提供更多的機會和社會保障；（5）增強稅基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；（6）改善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，并進一步對外開放。

　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“2030年中國發展戰略”公布時，在中國政府的一些部門激起了強烈的負面情緒，也引起了中國一些主宰性的、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的不滿。中國最有才能的學生中，有太多把自己畢業之后的雄心寄托在進入政府或大型國有企業上。中國固然需要把一些最好的學生送進中央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。但更多的中國好大學畢業的學生需要被吸引到中小型企業里，需要讓他們看到令人激動的、有價值的職業前景，以及不俗的經濟回報。中國必須改善創業企業和小企業的成長環境。要做到這一點，就必須讓它們能通過更好的渠道來獲取利息合理的貸款，并提供一個能保護個人企業所有權、品牌所有權的法律環境。要實現給所有中國人帶來有尊嚴的生活的目標，中國必須鼓勵和支持私人企業。

　　“2030年中國發展戰略”所設定的一系列方向，需要執行的決心和毅力。如果不執行，中國就必然面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停滯。中國在“全球競爭力指數”中的排名，為考察中國的國家繁榮程度提供了一個年度的切入點，這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工作。不過現在人們不禁要問：到2022年的時候，中國的GCI排名會比2012年高嗎？還是會降低？中國自身將采取什么樣的行動，將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。

　　（注：作者賈爾斯·錢斯（Giles　Chance）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，著有《中國準備好了嗎？危機后的世界新秩序》一書。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。本文編輯，FT中文網劉波　bo.liu@ftchinese.com。）

（來源：2012年09月28日　FT中文網）